2013年2月11日，阿斯顿-马丁发布官方声明，就因踏板质量缺陷召回一事进行解释。但在与官方声明的同一份文件中，增加了一份补充材料，否认与深圳科翔公司存在直接合同关系，同时否认阿斯顿马丁责备深圳科翔在模制油门踏板臂时有意使用假冒材料。

　　声明原文如下：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官方声明

        2014年2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管理程序，阿斯顿-马丁中国将召回中国地区总计1094台油门踏板可能存在缺陷的车辆。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任何因为油门踏板问题而造成事故或伤害的报告，在中国市场同样也没有出现此类报告。公司之所以采取此次主动召回行动是因为阿斯顿-马丁始终秉承“质量、可靠性和客户安全高于一切”的承诺。

　　阿斯顿-马丁中国已对其在华授权经销商网络进行了完整的召回相关技术通告。所有涉及召回的车辆将由授权经销商通知相关车主。召回工作只需近一个小时即可完成，对车主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阿斯顿-马丁采购总监Gary Archer表示：“阿斯顿-马丁对供应链的管理非常严格，并且始终都与行业内最卓越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我们与我们的一级(直接)供应商以及众多二级供应商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众所周知，对所有汽车制造商来说，供应链管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与在英国的一级油门踏板供应商PVI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在我们这次就油门踏板缺陷进行的调查过程中，PVI及其分包商Fast Forward Tooling和深圳科翔都非常积极地给于支持，并协助我们追溯到用于踏板臂生产的假冒原料来源于一家当地材料批发商。”

　　“阿斯顿-马丁的零部件审批程序确保了每个部件的设计稳定性，以及每个供应商在制造过程中的能力和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他们能够交付质量合格的零部件。”

　　“我们在英国的全球最先进的制造基地拥有约225家一级生产供应商。对于所有的一级供应商，我们都严格执行完备的风险管理流程，包括对这些供应商进行财务、合同、运营和战略等方面的不同考核及测评。而我们的一级供应商则对其下级供应商执行他们各自的风险管理流程。”

　　“和其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一样，我们坚持不懈地不断完善我们的流程，并正在强化供应链图谱工具，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涉及汽车生产关键领域的下级供应链的情况。这将有助于管理和降低供应链风险。”

　　阿斯顿-马丁对此次召回给我们的车主造成的任何不便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1日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事实补充

　　大家似乎对阿斯顿-马丁和深圳科翔模具公司(深圳科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

　　首先，深圳科翔与阿斯顿-马丁之间没有直接合同关系。阿斯顿-马丁与负责油门踏板总成的其一级供应商Precision VarionicInternational Limited (PVI)之间有合同关系。

　　PVI (不是阿斯-顿马丁) 将油门踏板臂的制造转包给它的供应商-香港Fast Forward Tooling (HK) 有限公司(Fast Forward)。

　　Fast Forward(而非阿斯顿-马丁)将油门踏板的模制转包给了深圳科翔(开始于2013年4月)。

　　第二，阿斯顿-马丁责备深圳科翔在模制油门踏板臂时有意使用假冒材料的说法是错误的。阿斯顿-马丁从未这样说过!

　　阿斯顿-马丁认为深圳科翔是诚实地去购买塑料原料的，认为所买的是所要求的真的DuPont 材料。

　　阿斯顿-马丁与PVI、Fast Forward、深圳科翔和DuPont一起合作，并确认了塑料原料是假冒的，并且追溯其源头是一家当地的批发商。我们不知道提供该假冒材料的当地批发商是否知道他们所提供材料的真假。

　　阿斯顿-马丁会与PVI、Fast Forward、深圳科翔和DuPont一起为确保满足我们要求的高质量油门踏板臂的生产而努力。

　　第三，所有被更换的或用于召回的油门踏板臂是用假冒材料制造的说法是错误的。

　　只有极小一部分的油门踏板臂有缺陷—在大约7年时间内生产的17,590辆车中，只有22个零件是不合要求的。我们没有任何事故或受伤的报告。

　　阿斯顿-马丁召回了从2007年11月到2013年12月间生产的17,590辆车以确保它们满足阿斯顿-马丁对于质量、可靠性和顾客安全的承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这些车都装有缺陷的油门踏板臂。

　　只有2013年10月4日到2013年12月31日之间制造的765辆车上的油门踏板臂使用了假冒DuPont材料制造。

　　我们召回其他车辆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部分踏板臂可能由非指定材料所制造或其他生产性的错误。通过召回所有这些车，我们可以确保任何可能存有潜在瑕疵的车辆(无论数量多少)都可以换一个全新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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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蓝色的计费标志已经取代了原有红标。

半个多月前，北京调整出租车价格标准，新价格为“13+1+2.3”的模式，即3公里以内起步价从10元涨为13元，燃油附加费每运次1元，每公里租价涨至2.3元。其中，高峰期每5分钟加收2公里租价。调价目的之一就是让出租车司机在早晚高峰更有积极性出车运营。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早晚高峰时段，数千辆出租车停运，只为躲过早晚高峰期，原因在于等候每5分钟，加收1公里租价，即2元。涨价已半月有余，北京所有出租车也都已换上写有“2.3元/公里”的蓝标。调价后，是否仍有出租车早晚高峰停驶？停驶的原因又是什么？记者在上周的晚高峰时段，探访被称为的哥聚集地的马甸桥、德胜门桥、健安西路实地调查。

健安西路

只是休息不是躲避高峰

下午4点45分，北三环外健德桥西南向，十几辆出租车不规则地停在路旁。有的出租车上挂出了“暂停”的字样，司机已经不见踪影。有的出租车驾驶座位放倒，车门敞开，司机斜靠着已经入睡。

在健安西路与马甸东路的交会点，十来个的哥聚在一起，四个人打着牌，其他人围成一圈关注着牌局。自健安西路与马甸东路交会点向西，十米左右的道路两侧，停满了出租车。其中，不时“插队”的私家车显得有些另类。一辆出租车从西驶来，一直到健安西路的道路交会口，仍未找到停车位，加速穿过路口继续寻找停车位。

“这儿没警察管着，车可以随便停。再就是这里有小饭店，大家在这吃个饭，休息休息。不是为了躲晚高峰，我这吃完了就要出车了。”一位司机说着话拉开车门，拿出茶杯后，径直走向了路口的牌局。

晚上5点半，健安西路上停驶的出租车，沿道路两侧自东向西排开，有近400辆出租车在此停运。张宁在健安西路附近工作，他发现到了上下班时段这里密密麻麻停满了出租车，“我一直在想，这些车怎么不趁着高峰时段打车的人多赶紧去挣钱？后来知道是因为堵在路上不挣钱，他们才选择在早晚高峰不出车。但是现在涨价了，堵车一分钟都要一块钱了，他们怎么还不出车呢？”

一位司机表示，在这里等候的多是24小时的双班司机，他们将车加满了油，等待双班司机接班，“一般交车都是选择在五六点钟，以前是为了能躲过晚高峰，已经形成规律了，到这个时间就不出车了，在这睡一会儿等着交班。”

“涨价之后，路上打车的人没有以前多了，在交车的这个时间段上，要是没拉到乘客，再堵在路上，那多赔啊。”一位刘姓的哥说，他和双班司机都会在交班后仍旧在健安西路等候一段时间，等过了晚高峰再出车，“过了那段时间，速度能跑起来了，一分钟挣的何止一块钱。”

马甸桥

约150辆出租车停驶

健安西路向南800米，马甸桥下，出租车司机已经越聚越多。一位的哥急促地按了几下喇叭，想要叫醒另一位的哥，“您往前挪挪，给我个地儿。”

道路两侧横七竖八地停着出租车，树荫下，几位的哥聚在一起玩着“扎金花”。一位居民说，马甸桥附近已经成为的哥的聚集地，每天早晚高峰“停的哪哪都是出租车，打牌、睡觉、聊天，有的时候上午10点了，还有许多司机聚在这没走呢。”

晚上6点，在马甸桥北侧的丁字路口上，聚集了约有150辆出租车。许多出租车司机直奔路边小吃店，店中就餐的多是身穿制服的出租车司机。

涨价对于的哥张师傅来说是一个刺激，涨价刚刚开始时，晚高峰时他也不再躲避，而是上路主动出击。但是在一次经历后，他仍旧选择躲过晚高峰。“以前是车堵在路上，我们着急抱怨，人家乘客不怎么急，5分钟才跳两块钱。现在车堵在路上，轮到乘客着急了，两眼直盯着计价器，而我们不着急了。不过，我遇到一个乘客，太堵了忍不了，交钱下车了。变成我自己在路上堵着，蹭着走。我不仅不挣钱，弄不好还赔了。自那以后，我还是等过了高峰再出车吧。”

在31岁的的哥小刘看来，涨价后许多人不接受一分钟一块钱的计价方式，提前下车，这样的结果，让本来想在早晚高峰多赚些钱的的哥也变得越发犹豫。

小刘发现，“现在不仅短途的客人少了，在早晚高峰期的活也开始变少了。我选择不挣那份钱，也不上那个火，与其堵在路上找活儿，还不如早晚高峰停运、交班。”

德胜门桥

停驶出租少了一半

晚上6点半，北二环德胜门桥车辆行驶速度缓慢，湿热的空气中裹着汽车散出的热浪，更让人感到烦躁。

德胜门桥向北，滨河路上则是另一番景象。沿着河边的道路上，通过的车辆很少，车速与德胜门桥上车辆相比，快了许多。

滨河路上，路边上聚集了很多“休息”的出租车，几位出租车师傅围在一起看下棋。一名司机表示，只要把暂停标志亮起来就不算拒载。“最常去的就是德胜门这，习惯了。”

晚高峰时段，北侧滨河路上停驶的出租车排起了长队，七八米宽的马路北侧一字排开的出租车一眼望不到头，司机王师傅：“最多的时候，这马路两边都停满了车，中间就留一条小道。这个地方是家住在延庆的出租司机自发形成的交班地点，因为挨着去延庆的公交车。后来就成了司机避开高峰期休息的地方，聊聊天打打牌，有的也睡一会儿。”

滨河路自西向东的道路上，晚高峰时段，停了近300辆出租车。

一名司机告诉记者，早高峰时段他们也会停在这里，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交班。“这个点路上哪哪都堵，拉活儿很郁闷，还挣不到多少钱。”这是他选择“趴窝”的原因。“涨价之后，这停的车少了一半，还是有许多人选择出车了，堵在路上一分钟一块钱也算不少了。”

今年2月份，北京出租汽车协会发布的“自律措施”要求，早晚高峰时段，应通过多种措施落实“禁止出租司机交接班”的规定，保证出车率。在开了10年的老的哥胡师傅看来，强制处罚并不能增加出租车上路数量。关键是解决交通拥堵，能够给予出租车司机一些奖励政策，才能保证出租车司机不在高峰时段选择停运。“虽说现在涨价了，但是打车人少了，高峰的时候空车也多了。有的乘客堵在路上下车了，只有我们自己堵在那里。所以，有的司机还选择‘趴窝’躲一躲。”

算账

停与跑的经济账

在北京约有6.6万辆出租车，选择在早晚高峰出车与否，每名的哥都有一本自己的经济账。

的哥胡师傅说，以五年承包期的单班车为例，份子钱为5175元。除去燃油补助外由出租车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每月需要交近4000元份子钱。

胡师傅说，涨价前早晚高峰遇到堵车或低速行驶时，每5分钟2元，堵车1小时乘客支付24元，勉强能与油钱持平，“这样的情况谁愿意出车，能挣钱，谁不想多拉活啊？如果在高峰时候歇了，睡一会儿，晚上有精神多跑点，能多挣一些钱回来。”

在胡师傅看来，他更喜欢晚上出来拉活儿，因为路况好，车能跑起来，“晚上跑一公里能赶上别的时候跑两公里，何况夜里11点之后，出租车可以涨价20%。”

租价上涨后，家住通州区的的哥吴师傅不再选择用“趴窝”的方式躲过高峰期，“以前我们就怕早晚高峰堵车，现在哪堵车都不怕。说句难听的，我们还就愿意往堵车的地方开。”在他的经济账本中，高峰时期，每堵车5分钟，加收4.6元还是让他能够接受的，“像我这样选择出车的司机也有很多，因为要是堵一个小时，不算里程钱，光堵车费就55块钱，再加上里程钱，一趟活怎么也得个百八十的。要是一早一晚都能拉一两个这样的，一天的份子钱就出来了。”

“我还没有碰到因为堵车，中途下车的乘客。”吴师傅说，但是调价后，打车的人确实在减少，早晚高峰同样有在路上扫街寻找乘客的情况。“涨价会暂时影响乘客数量，我希望也和2006年的提价一样，一两个月之后，大家都适应了这样的价格，打车的人也会多起来。”